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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走过的路 28  

2008-06-02 07:52:58|  分类: 原创小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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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梁文泰最初也不想搞什么“政变”。在李家堡他们家的日子应该是最好过的。父母虽然快六十岁了,可身子骨还硬朗得很,父亲每年挣的工分几乎和青壮年劳动力不相上下。妻子身体也很健康,人贤惠,也精明。持家过日子更是一把好手。家里家外大事小情都拿得起来,把家里经营得和和睦睦的,他基本上用不着操什么心。三个孩子都健健康康的,也都非常聪明,大儿子红兵还考上了县一中。姐姐是县里有名的医生,姐夫是地区公安局长。连公社书记都得高看他梁文泰一眼。作为一个普通农民日子能过成这个样子他已经相当知足了。可是他梁文泰不想当普通农民,他读过高中,有过自己的理想。作为劳动模范他参观过大寨、小靳庄、南街村等样板式社会主义新农村。无论在知识水平还是眼界上都是一般农民不能比及的。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他,他耳濡目染几乎经历新中国农村改革和建设的全部过程: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也经历了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全部政治运动,对于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他有着深刻的体会和理性的思考。从中学时代他经养成了读书看报的习惯。每天无论多忙他都坚持读报纸。他修建完二队队部第一件事就是腾出一间屋子作阅览室,购买了大量科普书籍和报纸,鼓励社员们阅读。这个举动可以说是当时白城县所有的生产队里是绝无仅有的。他觉得无论一个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必须要有知识并且需要不断提升知识水平,他没有能力去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但是提高一个生产队的素质还是可以做一点工作的。其实对于“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新生名词他要比绝大多数生产队长,甚至公社干部们知道的更早更透彻。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就陆续有文章和社论提及此事。特别是在一九八一年一月份《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阳关道与独木桥》的文章让他感到中央对农村工作的政策可能要有所转变。这个文章主要谈了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和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关于发展集体经济和包产到户的一场争论。杨易辰认为集体经济是阳关大道,池必卿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很明显文章的立场是站在包产到户这一边的。农民梁文泰在各方面的素质当然不可能和省委书记站在一个高度上,但是他觉得两位书记的话都有一定道理,但显然也有欠缺。从地理位置上讲黑龙江地处广袤的东北大平原,适合机械化生产,农业机械化程度也一直远远高于其他省份,不但完全可以自足,每年还要为国家贡献了大量的粮食。在这样的地区搞以家庭为单位联产承包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贵州他没去过,但是从他掌握的地理知识推断贵州是一个多山的省份,土地多是梯田很难进行机械化作业,那样的地区是比较适合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的。可见两位省委书记是从自己省份的实际出发来阐述观点的,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他觉得全国范围内不应该搞一刀切,应该因地制宜更好一些。农村和农民问题不是简单问题。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农民阶级整体文化水平偏低以及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使得农村工作异常复杂。解决农民贫困问题不仅仅需要党和政府有好的政策,同时也需要具有一定文化素质、了解农民本质、懂得经济建设的干部。可以说干部是关键。他觉得李家堡这些年之所以这样贫困落后,吕占林和杨财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他们依靠手中的权利和家族势力欺压百姓,损公肥私。尤其是吕占林仗着表弟县委书记陈明生的势力更是把手中的权利发挥得淋漓尽致。当兵、入党、升学,凡是年轻人有发展的事情他们都要管,他们要把李家堡所有人都变成他们的臣民。吕占林甚至公然叫嚣:“我是党支部书记,谁反对我就是反对共产党!”他们满嘴为人民服务忠诚党的事业,心里却想着如何通过政治运动整人搞一些狗屁不通的政绩。李家堡要想富裕,首先就应该摆脱他们的控制。吕占林和杨财在李家堡有着庞大的家族和亲属系统,势力根深蒂固,在这些人的心里可能从来都没想过吕占林杨财如何带领他们创造财富,想到的更多的是如何在李家堡巧取豪夺,占有更多的资源,享受高于别人的待遇。目前他梁文泰还没有能力劝说这些人看清问题的本质,让他们放弃狭隘的思想,更没有能力颠覆吕占林和杨财在整个李家堡大队的统治。但是他看到在二队他可以做到这一点。二队原来是大地主李占元的庄堡,百分之六十的人口都是原来都是地主富农,其他的人也都是后来户,只有极少数人是吕和杨的亲属。在吕占林发动的每次政治运动中这些人都是倒霉蛋儿。他们早就不满吕占林和杨财的统治了,只是敢怒不敢言而已。一九七八年地主富农摘帽了,他们在李家堡的境况只能说稍好一点,但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起色。这次联产承包,以及东方红农场专场的承包为梁文泰和他的社员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梁文泰和他的朋友李国义、王学武秘密策划这场“村级政变”。他们连老婆孩子都没有透露,并且以赌博的态度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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